香港航空25日起恢复海口往返香港航班 每周两班

3、从法官所象征的司法独立地位来讲，法官慎言义务是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性。

由此，他们要发明一种机制以解决这一不可靠性。公有制结构中的行动者表现出了千差万别的行为，有如王进喜一样一心为公的，也有半心半意，也有全心为私的。

这是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规模最大的就是行动。他认为法治[3]是理性的统治，而人治则在统治中加入了兽性的成分。此外，每有矿难、食品安全等问题发生，对原因的探讨总有制度不健全之说，也体现了制度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似乎一旦制度健全，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在制度被违反后，对其进行惩戒，并追回损失已是事后补救与追惩。穷困的重压使他无奈掇学, 孤身独处斗室。

这也是制度拜物教失败的地方。金融危机的后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中国法治指数的杂多和统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国际上的法治指数也并非只有一套，而是有多种法治指数体系，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这种多元的法治指数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法治的统一。

[20][21][22]与理论上的研究相呼应，并迎合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策导向，中国社会早就出现了全国性的依法治省(市、区)、依法治市(州)、依法治县(区)、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法治运动。考察法治的现状并非只有一种路径，设计的法治指数也无法涵盖法治的所有方面，因此法治指数的理想状态和考察的侧重点密切相关。这种论证方式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因为任何不同的法治理解都可以归诸法治发展阶段的不同。[24]990无论是塞尔兹尼克、富勒还是拉兹、罗尔斯，他们对法治标准的解释更多地是从形式法治的角度进行的，而实质法治中包含的内容难以通过量化的标准加以体现，塔马纳哈将法治的发展描述为从薄到厚的过程，而其中的厚就是将实质法治的内容纳入其中，诸如人格尊严、实质的平等和福利等。

显然，如何缓解法治指数本身存在的建构主义思维和法治本身的渐进主义逻辑就成为法治指数设计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之一。参见[美]克利福德?科布、克雷格?里克斯福德：《社会指标的历史教训》，宾建成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

国际层面上多元的法治指数体系和我国国内的多种法治指数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法治指数的设计主体不同，国际上的法治指数的设计主体大多是联合国系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更多地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状况。[26]67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开始推动发展中国家依靠国内力量进行本国治理评估指标的设计。希望中国社会特别是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不要再热衷于通过放法治卫星来制造中国式的法治笑话，也不要再制造和讲述中国式的法治的黑色幽默。2011年7月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指导意见》。

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背景下，法治指数的实践大热，远不能遮蔽和真正解决其在理论上的那些辩证难题，而这恰恰应该是我们在理论上予以理性考量的中国背景下的法治指数设计应加以认真对待的思想维度。9.好的信息也许会导致好的决策并有助于达成好的结果，但也不那么容易。伴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展开的法治指数或者法治评估行动，大量的法治指数设计或者法治评估体系应时而生。参见李蕾：《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时代法学》2012年第4期。

[28]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从而形成政府推进型的法治演变模式，这种模式的动力来自于政府的顶层设计，但是具体的推进需要各级政府的努力，因此调动各级政府推进法治的动力成为这种模式努力的重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非常重要。

[8]2006年世界银行在衡量分析国家的资本财富时再次将法治指数作为财富增长的基础支撑部分。而在很多场合，我们的不少法学学者也居然论证说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 现在，2013年，离国务院2004年提出的经过十年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离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还有8年时间。

所以，我们理当文明地对待法治，我们理当有品格地对待法治，我们也理当有品位地对待法治。这种试错性质的地方性先行试验有助于缓解法治建设中整体性失误存在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突出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法治的普遍性。但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在各级政府层面的法治指数热，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各级党政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们的政治秀，法治很不幸地成为了很多党政官员的政治秀场。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良法之治到今天，学术界对于法治的争论依然在进行中。全民素质提升和社会平安和谐。法治指数的设计与推进是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实践措施，法治指数的设计必须在承认法治具有人类文明共识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自身的本土资源。

于是，本该确定为实的法治指数，很可能将流于理论与实践的想象中的虚。4.无所不包也许是有效性的敌人。

这样繁杂的法治指数的出现及其推行，自然呈现出了法治的多样性景观，但这样的多样性景观所展现的如此鲜明的地方性色彩与行业性色彩，这种状况也多多少少显现出了比较浓烈的法治割据或者法治竞赛的味道。我国的法治指数体系的设计主体更多的是政府主导，大多属于一种自我评估。

2011年5月，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镇江市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办法》。而作为为法治的生长提供持续营养的中国社会，其实景中的法治成分与因素所居的分量如何?其在现行的法治指数中是否能够得到真实的反映?法治指数如何才能不致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党政官员政治秀场中的心理按摩甚至心理麻醉的工具而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发展的真正助推器?这些都是真实的问题。

(六)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的诚信与虚构 从实践的正向社会效果考量，为达其预期目的和效果，作为现实实践操作方案的法治指数，理所当然地要对法治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法治指数加以运用于其中的具体社会保持诚信，也就是说必须尊重法治的基本规律并实事求是地对待其所处的社会现实，法治指数才有可能是真实的贴近社会现实和生活的法治实践方案，而不至于成为在科学的名头下实质上虚假的骗术。目前，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已经逐步出现类似的苗头，不同的法治指数体系在各级政府中纷纷出台，很大程度上因为国务院的《纲要》和《意见》中对下级政府的要求，这也是一种上下级的考核压力，为了应对压力而产生的法治指数容易成为各级政府秀政绩的新的战场，尤其是法治指数的设计掌握在政府自己手中的时候，法治指数能否真的实现表象与实质的统一就变得更为让人怀疑。第三，使法制建设的具体举措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11]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提出用人类发展指数来探索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

[17]而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体系的逻辑立足点在于对人性的理性怀疑与对权力滥用的担忧，我国浙江省的余杭法治指数的根据是地区法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但是，这里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法治指数的可欲性和可行性的平衡，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的各项内容设计得过高，容易脱离中国的具体法治实践，难以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

③诸如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1月3日颁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法治工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正是因为对法治性质界定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法治指数在进行量化时采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这一点从上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划和我国杭州余杭区的余杭法治指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具体的不同。

2011年四川省颁布实施《四川省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评估指标》。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我国政府经济绩效考核中的锦标赛体制，导致各级政府注重可量化的考核标准，并在晋升的压力下努力将本级政府的数字提升到优于其他地区的水平。

相较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两者遵循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明确授予，而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通过法律移植和法治改革的方式推进法治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已有法治经验的基础上的后发优势，具有很强的建构主义思维。诸如，来比较一下世界正义工程设计的法治指数、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划和我国杭州余杭区的余杭法治指数④，这三个不同的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各自对法治的理解也不相同。当然，法治指数量化的局限性并不能抹杀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也不能抹杀这种指数量化方式的优越性，我们认为需要警醒的是，通过一套法治指数体系测评所得到的分值的高低并不能成为某个具体国家或者地区法治优劣的唯一判断标准，只有理性而客观地对法治指数加以认知和合理运用，才能避免法治指数在实践中成为一种科学幌子下的美丽虚构，才能避免法治指数成为法治建设狂热的竞赛目标。

[37]但是法治的存在基础在于人的世界，并且是个体性的人的世界。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是为了推进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并且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和途径。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在2012年发布《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0》时也曾召开中国证据法治指数的研讨会。2011年12月江苏省颁布实施《江苏省法治政府建设阶段性目标考核评价办法》。

其二，从地理的层面理解中国与世界。[9]2007年，美国律师协会联合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律师组织发起成立世界正义工程，将法治指数明确为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